奥斯维辛：一部历史（5）

1944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奥斯维辛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发生地。截至1944年春，奥斯维辛的总死亡人数比特雷布林卡少几十万，但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奥斯维辛一直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运转，迎来了建成以来最恐怖、最疯狂的杀戮。在这段恐怖的时期饱受折磨、最终死去的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匈牙利。

如此多的匈牙利犹太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被迫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原因错综复杂。匈牙利一直试图与纳粹进行政治博弈，在两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情感中来回摇摆。一方面，他们一向惧怕德国势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与赢面较大的一方合作，特别是如果合作能让他们获得东部邻国罗马尼亚的领土的线月，匈牙利人才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彻底与轴心国结为盟友。因为在此之前，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作为中间人促成了一项协议，将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北部划给匈牙利。匈牙利人对这片土地垂涎已久，在这个协议的诱惑下，再加上认为纳粹最终会赢得战争（在1940年夏天和初秋，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匈牙利人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开始向他们强大的邻居靠拢。

1941年春，匈牙利人参与了希特勒入侵南斯拉夫的行动，6月，匈牙利军队又加入了纳粹向苏联发动的战争。然而，纳粹的闪电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击败斯大林，反倒被拖成了持久战，此时，匈牙利人意识到他们站错了队。1943年1月，红军突破了匈牙利人在东部的防线万匈牙利人被杀、负伤或被捕的惨重损失。匈牙利政府认为此时的“明智”立场是疏远纳粹，于是在1943年与西方盟军进行了秘密会谈，并与他们协定，一旦盟军兵临城下，匈牙利便会转而支持盟军。

1944年春，希特勒决定向他这个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发动进攻。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这个决定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一个务实的策略。但近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希特勒这样做并不仅仅是想惩罚他摇摆不定的盟友那么简单，相反，希特勒和纳粹的行动相当理性。匈牙利是东欧少数几个尚未遭到纳粹劫掠的国家之一。希特勒认为，现在正是纳粹在这片富饶的沃土上进行搜刮的大好时机。

犹太人自然成了纳粹强取豪夺的对象。匈牙利有超过76万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近5%。虽然这些人在此之前忍受着种种反犹主义规定的约束，但大多数人生活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大体上未受到破坏。处在服役年龄的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去了东部前线做苦力，已有几千人丧生，但剩下的犹太人仍抱有希望，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残酷的迫害。1944年3月19日，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就在第二天，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阿道夫·艾希曼也到达此地，奉命把匈牙利犹太人的财物尽可能搜刮干净之后驱逐他们。按照纳粹的一贯作风，艾希曼从第一批巧取豪夺的物品中给自己挑了件礼物，即位于布达佩斯整洁的玫瑰山区（Rose Mount）的一栋豪华别墅——“阿希纳别墅”（Achner Villa）。

然而，“最终解决”此时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1942年纳粹负责人在总督辖区面临的任务不同，艾希曼要做的不再是组织简单的灭绝行动。考虑到眼前紧迫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纳粹需要更加努力地把有劳动能力、可以为德国的战事出力的犹太人与那些对第三帝国毫无用处、需马上被送走杀死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在纳粹看来，奥斯维辛成为匈牙利犹太人的理想去处，因为此时门格勒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积攒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进行这种筛选。奥斯维辛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的匈牙利人将被输往第三帝国各地的苦役犯工厂。

艾希曼最开始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纳粹惯常采用的反犹主义举措完全一致。在驱逐行动中，他成功地得到了匈牙利警方的配合，并把剩下的犹太人都驱赶到布达佩斯以外的隔离区。德国人一开始要求匈牙利“向帝国”交出10万名犹太人，但在犹太人都搬进隔离区后，匈牙利政府主动提出交出国内剩下的犹太人。与之前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斯洛伐克一样，匈牙利也发现，当犹太人原有生活被打乱、家中男人被带走以后，最“省心”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纳粹带走所有人。而这个提议正中艾希曼下怀。

然而，除了这些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艾希曼还做了另一件事。1944年4月25日，一个名叫约埃尔·布兰德（Joel Brand）的犹太人来到布达佩斯大华酒店与艾希曼会面。此人是“救援委员会”（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的领导人，该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控制。布兰德此前已经与艾希曼和其他党卫队军官开过多次会议，试图通过贿赂他们让一部分犹太人离开匈牙利。这一次，艾希曼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都是我负责的。现在轮到匈牙利了。我叫你来是想跟你做个交易，我打算卖给你100万个犹太人。你想救谁？能生孩子的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婴儿？坐下来，告诉我。”不难想象，布兰德对艾希曼的提议大吃一惊。他抗议道，这不该由他来决定，但艾希曼回答道：“我没法把全欧洲的犹太人都卖给你，只能放走100万个。我们感兴趣的是物品，不是钱。出国跟你们其他国家的负责人和盟军直接联络一下，商量出一个具体方案后再回来。”

在纳粹“最终解决”的历史上，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艾希曼多年来一直以灭绝犹太人为己任，是什么让他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建议？我们可以从艾希曼当时所处的混乱政治局面中找到一丝线索：到达布达佩斯以后，艾希曼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匈牙利身担特别任务的党卫队军官，另外两个人——格哈德·克拉格斯中校和库尔特·贝歇尔中校也在这里。克拉格斯进行着各种“情报”工作，而贝歇尔则忙着敲诈匈牙利最大的工业集团所有者，魏斯家族。他以让他们安全离开匈牙利为条件，要求他们把自己在集团的股份交给党卫队。在艾希曼看来，这两位军衔与他不相上下的同事显然越了界，插手他原本以为会由自己全权负责的工作。富足的匈牙利就像一块肥美的肉摆在一群豺狼面前，艾希曼意识到，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赢得上风。

在与布兰德会面前艾希曼得知，他的竞争对手贝歇尔已成功地将曼弗雷德-魏斯工厂的股份转到纳粹名下，作为回报，魏斯家族中约有50人获准离开匈牙利，前往中立国。贝歇尔的职业前景看起来一片大好，还搬进了比艾希曼的寓所更大的别墅，这栋别墅曾属于魏斯家族的某人。1961年艾希曼因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遭到审讯时，曾在法庭上声称，自己真心希望布兰德与盟军的谈判能获得成功，但这显然是自我辩护，他4月25日之所以开出这样的条件，背后的动机似乎更直接也更自私：他在伺机从贝歇尔那里夺回主动权。如果他的上司希姆莱认可了对犹太人政策上的这一新变化，那么他，艾希曼，就不该落在后面，哪怕这种做法有悖于他的本性。艾希曼肯定知道这桩交易做成的机会不大，他知道盟军把物资交给纳粹、让他们拿去对付东线红军的可能性绝不会太高。但通过推进这件事，他想让希姆莱看到他是个愿意顺应形势而变通的人，一方面他不输贝歇尔，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他仍能像过去一样，出色完成筛选和灭绝任务。

艾希曼与布兰德又进行了两次会面之后，交易的内容基本敲定：布兰德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设法说服盟军将1万辆卡车交给纳粹，让他们用在对付苏军的冬季作战中。作为交换，纳粹将释放100万名犹太人。布兰德要求艾希曼先释放一部分犹太人来展现“诚意”，并提到“救援委员会”先前颁发的600张通行证，这些通行证的持有者应允许迁入巴勒斯坦，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而，艾希曼不但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还坚持要把他的妻子汉莤关到大华酒店当作人质。

在大华酒店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克拉格斯、贝歇尔和其他几位纳粹人士也在场。镇上每个德国代表似乎都想从这次行动中分一杯羹。克拉格斯执意要一个名叫班迪·格罗斯（Bandi Grosz）的神秘人物跟随布兰德一起前往伊斯坦布尔。格罗斯是阿勃维尔（Abwehr，德国谍报组织）的一名特工，不久前这个机构在匈牙利的工作被叫停，由克拉格斯组织进行的情报工作取代。格罗斯此行的真正目的直到好几个月后才为人们所知晓。1944年5月17日傍晚，这两个人驱车穿越边界来到奥地利，并从那里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布兰德记得他身旁的格罗斯衣冠不整，胡子拉碴，偷偷地背着打印出来的指示，指示印满了一页半纸。就是这样一个不祥的、神秘的开端，开启了一项不祥的、神秘的行动。

无论有没有“用犹太人换卡车”的交易，艾希曼立即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都不会改变，奥斯维辛为接收这些人而做的特别安排也不会受到影响。在为迎接大批即将到来的犯人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营地的纳粹领导层也发生了若干变化。1943年11月就任集中营指挥官的阿图尔·利伯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被解职，调至稍次的岗位，即卢布林地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指挥官。新的命令为整个奥斯维辛的纳粹驻军设置了一名总指挥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1号营地和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指挥官现在都听命于他。霍斯的归来带着一雪前耻的意味，面对眼前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过去所谓的过失都统统被纳粹领导层遗忘了。

5月9日，也就是霍斯回到营地的第二天，他便提出迎接匈牙利犹太人的准备工作需要加快速度。按照奥斯维辛流传的说法，利伯亨舍尔管理时期集中营效率低下，并且缺乏真正的纳粹党人应有的“冷酷”。霍斯决心改变这一切。直到这时，从一英里外的主轨道分岔驶向奥斯维辛的铁轨才最终建好，犯人已可以被送到位于比克瑙中心的一个新坡道，这个坡道距2号和3号焚尸场仅100米远。霍斯还下令立即修复5号焚尸场的焚化炉，并在附近挖五个坑，以便焚烧尸体。1942年的经验让他知道，屠杀犹太人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说不是难事，最棘手的任务是如何同时处理成百上千具尸体。

不能不提的是，霍斯处处表现出他想要回到奥斯维辛的迫切愿望。1943年底离开营地的时候，他拒绝切断与集中营的所有联系，在柏林工作期间，他的家人继续住在位于奥斯维辛外围的指挥官寓所里（或许他们意识到，一个德国家庭住在波兰南部要比住在纳粹德国的首都安全得多，因为那里很可能成为盟军空袭的目标）。此时，霍斯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个比原来更高一级的新岗位上。在人们的想象中，管理奥斯维辛大概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但霍斯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在1943年11月即将被解职时努力地想要保住工作，并且为6个月后能重操旧业由衷振奋。霍斯的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到他回奥斯维辛后的真实感受，但我们不难列出种种理由来断定，重获奥斯维辛的管控大权一定让霍斯非常高兴：首先，他对奥斯维辛想必有一种强烈的主人心态，毕竟自集中营建造之初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里的指挥官；其次，他肯定知道匈牙利的犹太人相对来说有多么富裕，而且明白他们死去后，自己很有可能从中获得好处；但比上述原因都重要的是，作为“最终解决”的坚定支持者，霍斯一定对执行眼前这项如此重要的任务充满期待。

对于匈牙利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从相对安全富足的生活到绝望的阶下囚，转变来得太突然，比其他任何一个被纳粹“最终解决”影响到的国家都要猝不及防。截至1944年3月初，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一直与她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小镇萨瓦尔（Sarvar）。她觉得他们过得无忧无虑。她的祖父拥有一家大型地毯织造厂，因此家境相对富裕。但纳粹到了没几个星期，他们的工厂和住所就以一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一个姓克鲁格的人。没过多久，他们与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一起被迫登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在士兵的监督下，当时15岁的艾丽斯、年长她两岁的姐姐埃迪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朝火车站走去。她们恰好从自己原来的家门前经过，看见克鲁格先生坐在窗边。“我觉得特别耻辱，”艾丽斯说，“我脑海中出现了出埃及记的场景。克鲁格先生看着我们走过去，脸上没有同情，只有喜悦——他现在成了我们工厂的主人、我们房子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狗跳了起来，它认出了我们，哀嚎起来。”

等他们接近火车站，艾丽斯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火车站总是跟美好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因为父亲在布达佩斯有个办公室，我们经常在周一陪他去火车站，然后周四接他回来。他总会给我们带回点什么。”但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地方，现在却完全变了个模样：“我们看见了运牲畜的火车！我对我姐姐说：‘肯定搞错了，这里停的都是载畜火车。他们不会让我们上这些车的。爷爷不可能坐在装牲畜车厢的地板上！’”但这显然不是什么误会。他们登上列车，车门“砰”地关上，唯一的光亮，是从车身木栅栏之间狭窄缝隙中透进来的光。在黑影中，她们能看见祖父坐在行李上，她们的母亲站在祖父身旁。里面非常热，很快空气中就充满令人作呕的汗臭味，车厢角落那个被当作马桶的铁桶也散发出阵阵粪便味。四天后，他们终于到达奥斯维辛。

“到了以后，我对埃迪特说，没有什么比这辆运牲畜的车更可怕的了。我确信他们会让我们工作，而且会给孩子更好的食物。”艾丽斯说。等大家下了车，聚在比克瑙的坡道附近，艾丽斯的姐姐让她站在儿童的队伍中，她们都以为儿童的待遇会比大人好，她们觉得纳粹毕竟来自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艾丽斯虽然个头很高，但还是站在了儿童及她们的母亲那一队。当然，按照集中营里扭曲的逻辑，这群人恰恰是纳粹最先要杀死的。那天在坡道负责筛选的是门格勒博士，他见艾丽斯等在那里，对她很是好奇：她是个头特别高的孩子，还是年轻的母亲？“您有孩子吗（Haben Sie Kinder）？”他问。艾丽斯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回答说她只有15岁，于是门格勒让她站到另一队去，那队是不会马上被杀死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没过多久，她被带进了比克瑙的“桑拿室”，在那里冲了澡，剃了头，领到一套尺码大出三倍的破烂衣服。

艾丽斯发现自己被分到了比克瑙的女囚营，此时，她跟自己的父母、祖父、姐姐——也就是全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她迫切想要知道他们的消息，于是开始向其他女犯打听。她执著于家人的去处，特别是姐姐埃迪特。结果卡波走过来给了她一巴掌。“在这儿不许问问题！”她吼道，“从现在起给我安静！”

但艾丽斯决意不“安静”，她一定要找到姐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等到又有机会时，她询问了更多问题，那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分区里所有人都被叫醒，被要求全体去厕所。在一片幽暗中，在充满污秽物和下水道气味的环境里，艾丽斯挨个问，有没有人知道刚到的那批匈牙利犹太人被带去了哪里。终于，一个女犯对她说，她觉得他们就在紧邻的隔壁营地，但艾丽斯仍然不知道如何联络上她的姐姐。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围墙隔开了一个个子营地，很难从其中一个去到另外一个。然而，另一位女犯告诉艾丽斯，每天早上都会由同一个人给两个营地送变质的替代咖啡，要是艾丽斯写个字条，或许能说服送咖啡的女人帮她捎去。而如果她能找到埃迪特，或许埃迪特可以获准转来这个营地。

艾丽斯很快了解到，在奥斯维辛，求人帮忙需要支付费用。她用自己的那份面包换来了一小片纸和一支笔，给埃迪特写了字条：“我在C营地12楼”，然后又成功地贿赂了送咖啡的女人带走字条。接着，按照艾丽斯的说法，“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她的字条被送了回来，上面潦草地写着“我来了，埃迪特”。一天早上，埃迪特出现在送咖啡的女犯队伍中，她负责带回空咖啡杯。“我握着她的手，”艾丽斯说，“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对彼此发誓，再也不分开。”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和她的姐姐埃迪特，只是40多万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匈牙利犹太人中的一例。每批犯人被选中进行强制劳动的人数比例不定，有时只有10%，有时可达30%。但无论是哪一列火车，里面的绝大多数犯人都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奥斯维辛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屠杀狂潮：在不到八周的时间里，超过32万人被害。事实上，在纳粹德国，唯一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持续杀戮发生在早期的特雷布林卡，而那导致埃贝尔博士被开除。

为了赶上犯人运到的速度，纳粹扩大了在奥斯维辛四个焚尸场工作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队伍，特遣队成员从原来的200人增至近900人。这些犯人所从事的是集中营里最可怕的工作，他们需要引导刚到的人走进毒气室，在此过程中安抚他们，最后在杀戮结束后清理尸体。

达里奥·加巴伊和莫里斯·韦内齐亚是一对表兄弟，来自希腊的萨洛尼卡。纳粹招募特遣队成员时，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两人于1944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当德国人询问谁做过理发师时，他们主动举起了手。莫里斯的父亲开了家理发店，虽然达里奥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但莫里斯让他也举手。与奥斯维辛其他很多人一样，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让他们感到宽慰，因为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都可以共同面对。

莫里斯和达里奥被带到比克瑙的一个焚尸场内，每人领到一把巨大的剪刀，他们都觉得用它剪羊毛比给人理发更合适。接着他们被带进一间房间，里头堆满没穿衣服的尸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里斯说，“那些人看起来就跟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带他们进来的卡波踩在尸体上，以惊人的速度剪下女人的头发，示意莫里斯和达里奥该怎么做。但他们都尽量不踩在尸体上，而是小心翼翼地绕着尸体走动，这让卡波大为光火，用手杖狠狠抽打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踩着尸体，努力加快速度。当达里奥站到一个死去的女人肚子上时，她腹中的气体受到挤压从嘴里排出，这使得尸体发出类似的声响。莫里斯说：“达里奥吓得从尸体堆上跳了下来。”之前无论是卡波还是德国人，都没有解释过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因此他们毫无心理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恐怖的世界。“简直难以置信！”莫里斯说，“我能有什么感受呢？没人能想象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德国人到底是怎样对待我们犹太人的。”那时他们还不知道，1942年8月，纳粹经济部门向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管理者下令，一定长度以上的头发统统需要收集，以便把它们编起来做成“潜水艇上船员的袜子和包裹铁轨用的纺织物”。

达里奥和莫里斯明白，要想活命他们必须适应这一切，而且必须迅速适应。随着一批又一批犯人被带进焚尸场的地下室，他们很快熟悉了工作流程：新到的犯人被迫走进地下一层一间长长的更衣室，之后德国人会大喊“Schnell！Schnell！”让犯人脱去衣服并记住自己把衣服放在了什么位置，因为德国人告诉他们淋浴结束后需要穿回衣服。许多女人在被迫赤身裸体地朝外面的毒气室跑过去时，都会喊：“丢人！丢人！”“有些人开始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达里奥·加巴伊说，“但没人能做什么。这个过程必须继续，你知道的。一切都按德国人的想法进行。他们组织这种事已经很多很多年，所以一切都很顺畅。”

2号和3号焚尸场的毒气室在地下，因此等毒气室里挤满了人，门也被关严之后，齐克隆B的投放方式相对是比较直接的。党卫队士兵站在毒气室的屋顶上，打开盖子，可以看到特制的铁丝笼。随后，他们把罐装齐克隆B放进铁丝笼内，让铁丝笼下降进入毒气室，等降到底部再把屋顶上的盖子重新盖严。站在紧锁的门外，达里奥·加巴伊和莫里斯·韦内齐亚能够听见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哭喊着抓挠墙壁的声音。莫里斯还记得毒气室里塞满约一千人时，他听见里面传出“上帝啊！上帝啊！”的叫声，那声音仿佛是从地下墓穴中传出来的一样。等到喊叫声平息，大功率电扇被打开吹散毒气，这时就轮到莫里斯、达里奥和其他特遣队成员开工了。“等他们打开门，”达里奥说，“我看见这些人，这些半小时以前还走路（进入毒气室）的人，现在都立着，一些人被毒气熏得浑身青黑，他们没地方可逃，全都死了。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都是那些立着的人，那些牵着孩子的女人们。”特遣队需要把尸体搬出毒气室，通过一个小电梯运到位于一层的焚化炉内。接着他们需要再次进入毒气室，用水流强劲的水管把墙壁上、地板上的血迹和排泄物冲洗干净。

这一整套恐怖的工作在党卫队士兵的监督下完成，但负责监督的通常只有两个人，甚至在屠杀规模达到最高峰时，现场党卫队士兵的人数也屈指可数。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因屠杀而承受心理创伤的德国人，这种心理负担曾折磨着东部前线特别行动队的成员。然而，对一些监督毒杀过程的党卫队看守来说，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工作不但没有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还带来了施虐的快感。达里奥·加巴伊记得，有一个党卫队看守不时到焚尸场选出七八个漂亮女孩，让她们在特遣队成员面前脱光衣服，接着他掏出枪，把子弹打在她们的胸部或私处，让她们死在这些人眼前。“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感觉，”达里奥说，“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切。”

让莫里斯·韦内齐亚记忆深刻的，是对匈牙利人的屠杀达到最高潮的一个晚上，三个年轻女人——其中两人是姐妹，另一个是她们的朋友——走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要求他把她们三人一起杀死。这个党卫队士兵“非常乐意”满足她们的要求。他让她们站成一列，掏出左，用一颗子弹杀了三个人。“我们立刻把这三个人抬走，”莫里斯说，“把她们扔进了火堆。接着我们听见有人发出尖叫声，原来第一个人并没有中弹，只是一时失去意识倒了下去……那个德国军官还是特别得意，觉得自己只用一枪就打死了两个人。那些畜生……正常人是无法相信和理解这一切的。难以置信，但确实是我们亲眼所见。”

幸存者的证言有时与当代文献记录惊人地吻合，达里奥和莫里斯的经历便是绝佳的例证，他们的叙述与其他特遣队成员信中所写到的内容完全相符，这些信件被装在各种容器里，埋在了焚尸场四周。战后被发掘出来的残破信笺，成了奥斯维辛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人后来无一例外，全部被杀害了。1952年从3号焚尸场遗址附近挖掘出来的一封信，其中写到的场景与达里奥和莫里斯的描述十分接近：“……或者是党卫队三级小队长福斯特。有犯人到达时，他经常站在更衣室的大门口，用手去摸每个光着身体跑进毒气室的年轻女孩的性器官。还有一些时候，党卫队队员把手指伸进漂亮女孩的私处，这些德国人从高到低什么级别的都有。”这位特遣队成员还记下了其他犹太人对他们帮助德国人的行为提出的抗议，其中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为什么啊，你也是犹太人，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送去毒死，就为了自己能活着？活在一帮杀人犯中间，对你来说真的比那么多犹太人的命更重要吗？”

哈伊姆·赫尔曼写给他妻子和女儿的信，或许是所有特遣队成员信件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封。这封信是1945年2月在一个焚尸场附近发现的，当时它被埋在一堆骨灰下面。哈伊姆·赫尔曼写信时无法确知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但他仍祈求得到妻子的原谅：“我们的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误会，它们让我现在体会到无法挽回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这样描述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个地狱。但丁所描述的地狱与这个真正的地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们见证了这个地狱里发生的一切，而且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他还以极其凄婉的笔调安慰妻子，让她不必为他的心理状态担心。“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让你安心，我走的时候将十分平静，可能还会十分英勇（将视实际情况而定）。”可惜没有一个目击者能活下来告诉我们，哈伊姆·赫尔曼在1944年11月、也就是在这封信写就不久后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到底有没有守住给妻子的承诺。

包括达里奥和莫里斯在内的许多特遣队成员都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死在了焚尸场，也知道自已正在协助纳粹组织对数千人的杀戮。每个人不得不找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面对这一切。达里奥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不去想”周围发生的事，变得像个“机器人”一样“无感”。“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什么也不想了。没有什么事让你烦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良知也藏了起来，一直藏到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继续留在特遣队工作，因为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无论情况变得多糟，“你总能找到活到第二天的力量”。莫里斯·韦内齐亚更加强烈地感到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也变成了动物……每天都要焚烧尸体。每天，每天，每天。你渐渐就习惯了。”当他听到毒气室里传出来的喊叫声时，“我们觉得应该自我了结，再不给德国人工作，可就连自杀都没那么容易。”

幸存者的证言和掩埋起来的信件都表明，特遣队几乎参与了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被送进焚尸场的人越少，他们要做的反而越多，因为这个时候用巨大的毒气室进行屠杀“不够经济”，因此更传统的方式会被采用。“有时一列火车只送来50个人，”达里奥说，“我们得揪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押送他们，然后党卫队士兵会在后面开枪把他们打死。”他记得每到这时总会“有很多血”。

尽管特遣队成员在工作时被迫目睹如此可怕的场景，但他们的住处与奥斯维辛其他犯人相比要好很多。莫里斯和达里奥睡在焚尸场顶层，他们的床铺比普通营房里的更干净、虱子也更少。到了晚上，他们常坐在床上聊他们的过去，甚至有时还会唱希腊歌曲。他们的食物也比集中营其他地方强，偶尔还能喝到伏特加。与在“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类似，特遣队成员能够用同样的方式获得一些珍贵的物品，这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可能：在屠杀过程中，他们有多次为自己“顺手牵羊 ”的机会。他们负责整理犯人在更衣室里脱下来的衣服，常常能从中发现藏起来的食物或贵重物品，而鞋子是人们最喜欢藏珠宝和金子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检查所有被毒死的人的五官七窍，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现珠宝，虽然这个过程令人感到羞耻。

2．奥斯维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沟，这是集中营里最耗损生命的劳动项目之一。

3．“加拿大”，比克瑙的收集区，犯人在这里分拣从新到犯人那里掠来的物品。

5．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波兰政治犯，曾参与奥斯维辛最大胆的一次越狱行动。

6．特蕾泽·施泰纳（左起第三），一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后被驱逐出根西岛，先到了法国，之后抵达奥斯维辛。

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便受到党卫队士兵弗朗茨·温施的照顾。

8．1944年春夏之交，一车匈牙利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背景处可以看到火车左右两侧2号和3号焚尸场的两个烟囱。

11．这列犹太男人正接受一位纳粹医生的检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谁可以活命，谁要被处死。

12．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将被送进毒气室，他们在4号和5号焚尸场旁的树林中等待。

16．被捕的鲁道夫·霍斯。对一百多万条人命负有责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他们本该把找到的贵重物品全部交给卡波，再由卡波交给党卫队。但与“加拿大”的其他犯人一样，特遣队成员可以藏起一部分偷来的物品，并用它们在奥斯维辛繁荣的黑市进行交易。交易的对象有时是出于各种原因进入焚尸场工作的犯人，比如奥斯维辛的消防员，有时则是党卫队士兵。通过这种方式，特遣队成员得以在他们有限的配给之外，获得意大利香肠、香烟或酒水等珍贵物品。米克洛斯·尼斯利当时是奥斯维辛里的犯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回忆起见到食物时的场景，说道：“桌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和美食，基本上一个被驱逐的人能带上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有各种罐头食品、果冻，有好几种香肠、蛋糕和巧克力。”他还记得“我们面前的桌子上铺着一块厚重的丝绸缎面桌布，上面摆着刻有姓名首字母的精美瓷盘，成套的银质餐具，还有其他各种曾经属于它们被驱逐的主人的物品”。

当然，这些美食并不能真的弥补特遣队成员生活中恐怖的那一面带给他们的痛苦。听过达里奥·加巴伊描述他是如何不思不想、像个“机器人”一样做事之后，我们不难想象特遣队成员是如何被他们恐怖的日常工作扼杀了全部情感。但莫里斯和达里奥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它表明，总有一丝人性的光辉是纳粹无法抹除的。1944年的一个夏日，一群病怏怏的犯人来到焚尸场等待枪决，莫里斯和达里奥发现其中有一位是他们的表亲。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救他的命，因为焚尸场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但莫里斯仍希望能做些什么，让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好过一些。“我跑到他面前，问他：‘你饿吗？’当然，每个人都饿得要命，都非常渴望食物。他对我说：’我特别特别饿。’”莫里斯望着面前这位饿得虚弱无力的表亲，决定冒一次险。他趁卡波不注意，跑上了楼，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个肉罐头打开，然后冲下楼送到他表亲手上。“他只用了一分钟就把整罐肉吞下肚，他真的饿坏了。然后他就被杀了。”急匆匆地给自己的亲戚送来最后一餐，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是多么英勇的行为，但对这些承受着巨大情感压力、忍受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生活的特遣队员来说，这种行为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

与此同时，截至1944年7月第一周，已有44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其中绝大多数刚一到达便被杀害。虽然艾希曼在战后声称他满心希望布兰德的谈判能够成功，但这个可怕的数字足以拆穿他的谎言。布兰德还未离开布达佩斯，一辆辆列车就已经发往奥斯维辛，而在他努力说服盟军接受纳粹的方案时，犯人的输送也从来没有停止。

布兰德的飞机于5月19日降落在土耳其，他落地后立即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酒店（Pera Palace Hotel），与犹太人事务局（Jewish Agency）在当地分支机构取得联系，与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层的代表们见了面。他匆匆向他们解释了艾希曼的提议，并表示在他看来，英国人不太可能把卡车送给德国人。但布兰德认为，只要盟军能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纳粹保持谈判，这些就都不是问题。然而，布兰德失望地发现，犹太人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个资深人士，向耶路撒冷发电报也是无法实现的，只能让信使把这个消息带到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约埃尔·布兰德还将经历更多的打击，直到希望彻底破灭。

直到5月26日，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事务局负责人才把纳粹的方案告知一位英国外交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Harold MacMichael）爵士。但这位英国人当即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认为此举是想破坏西方盟军与苏联的关系。5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委员会难民接收与住所提供部门的成员达成共识：艾希曼的提议是赤裸裸的敲诈，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方案。美国人也迅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在6月9日将纳粹的提议转达给莫斯科方面，迫切希望斯大林第一时间知会此事。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日回应，他的政府“不允许”与德国人就此话题继续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布兰德和他的同行者班迪· 格罗斯被英国人扣留，格罗斯这个原本不起眼的人物此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6月中旬，英国情报人员在开罗对他进行审讯时，他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声称布兰德的行动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本人的任务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说自己直接受命于希姆莱，要在一个中立国促成英美高官及帝国保安部高层之间的会面，以便与西方盟军商谈能否单独签订一个和约，共同对抗苏联。

我们无从确切知晓，深不可测如格罗斯，在开罗向英国人提出此种方案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后来人们才发现，格罗斯至少是“三料”间谍，为任何付报酬给他的人工作，同时也背叛所有这些人。然而，这个提议确实来自希姆莱本人。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显然认为，走这一步棋对他个人有利。如果这个提议被公之于众，他完全可以拿克拉格斯和其他人当作盾牌，否认是他给格罗斯下达的旨意；但凡西方盟军表现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向，希姆莱届时将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自己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在英、美、苏三方之间制造裂痕，也可以真的促成这一方案。

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没认真考虑过格罗斯的提议，在今天看来，纳粹会提出这样的方案非常不可思议。然而，它确实反映出当战争进入到这一关键时期，某些纳粹领导人、特别是希姆莱的想法。希姆莱显然知道战争形势对德国不利，他提出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然而，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简单来说，希姆莱同几乎所有纳粹党党员一样，从未理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跟斯大林绑在一起。纳粹的愿望是与英国结盟对抗苏联，而希特勒的理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让大英帝国成为全世界海域的统治者。但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粉碎了任何让英国与纳粹结盟的可能。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给纳粹造成的挫败感和愤怒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仍难以释怀。几年前，我拜访一位前纳粹党员，我刚一到，他就对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他指的是对犹太人的屠杀，于是回答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如此难过，这让我很欣慰。“我指的不是那个，”他说，“我指的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最后怎么会打起来呢？真是个悲剧。你的帝国也没了，我的国家也毁了，结果斯大林占领了东欧。”

1944年晚春，希姆莱无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西方盟军会“理性地”行动，与纳粹联手抗击斯大林。纳粹领导人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德国将领还是只愿意向西方盟军投降，拒绝向红军缴械。甚至在希特勒自杀后，这种想法依然没有改变。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1944年春与希姆莱一样，希望同盟军单独签订和约，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悉班迪· 格罗斯的行动。希特勒是个相当务实的政客，他深知处于极大的劣势时签订的任何和平条约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布兰德行动标志着希特勒和他“忠实的”海因里希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而随着战争走向终点，这一分歧还将进一步加深。

盟军虽然拒绝了布兰德–格罗斯的提议，但他们很谨慎地一直没有把这个决定直接告诉纳粹，以便在匈牙利国内进行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布兰德的妻子在“救援委员会”另一成员鲁道夫·卡斯特纳的协助下，再一次试图说服艾希曼展现他对“犹太人换卡车”方案的诚意，即便盟军那边还没有消息。也先释放一部分匈牙利犹太人。但就在汉莤· 布兰德和鲁道夫·卡斯特纳试图与艾希曼谈判时，他们两人却双双被匈牙利当局抓捕，并被监禁起来拷打，因为匈牙利政府迫切地想要知道事情进展。最后德国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才被释放。他们什么也没透露，仍然力图说服艾希曼向盟军示好。

艾希曼和他的党卫队同僚最后终于同意，让少数匈牙利犹太人登上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按约定会把他们送出帝国。党卫队的主要动机再直白不过：贪婪。列车上一个席位最初售价200美元（艾希曼定的价格），后来涨到2000美元（贝歇尔的要求），最终定在1000美元。谁有权上车由一个委员会决定，卡斯特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埃娃·斯佩特是与卡斯特纳相识的匈牙利犹太人，按照她的说法，这本应是个“诺亚方舟，应该由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代表组成，包括青年组织、非法移民、东正教信徒、科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艘奇怪的“诺亚方舟”，在决定谁能获得“船票”的过程中，私人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登上列车的人里，有几百人都是卡斯特纳的朋友和亲人，他们都来自卡斯特纳的故乡克鲁日。埃娃·斯佩特的父亲也是委员会成员，他决定把埃娃、她的丈夫、叔叔和祖父都列入可以登车者的名单中。

由于许多被准许上车的人付不起纳粹所要求的高昂费用，因此有些座位被卖给富绰的匈牙利犹太人，以贴补其他人，这就造成不同家庭成员被区别对待，而且这种区分看起来毫无根据。举例来说，埃娃·斯佩特及她的丈夫和儿子不需要付钱，但她的叔叔和祖父则需要。让这个决定显得更没有逻辑的是，埃娃的丈夫才是实际上为其他人凑钱的那个人（但他却不用给自己买票）：“我丈夫那个时候很有钱，他把钱给了我的叔叔和祖父，还把他所有剩下的钱都给了卡斯特纳。”拉斯洛·德韦切里是另一个拿到了车票的匈牙利犹太人，他曾帮忙在布达佩斯的哥伦布大街建造了一处集合营地，让所有有资格登车的人在这里等待出发，这份差事让他自己也获得了上车资格。“每个人都听说了（有这么一辆列车），大家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在名单上，但很多人都不能，你想想，一共有60万犹太人，而火车只能装下1600人。那些被迫留下的人把卡斯特纳当成了替罪羊。”

卡斯特纳在战后确实因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不光是因为他让自己的家人上了车，还因为他没有提醒其他匈牙利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会面临的命运。1954年，卡斯特纳在以色列起诉一个名叫马尔基尔·格林瓦尔德的人犯有诽谤罪，他说卡斯特纳是犹太人的“叛徒”，然而，这起诉讼反倒迅速导致了对卡斯特纳行为的调查，最终法官宣判他犯有“将灵魂出卖给撒旦”罪。考虑到1944年春夏卡斯特纳所承受的压力，这一判决似乎过于严厉了，而且在那之前卡斯特纳曾非常热心地救助过犹太人，帮很多人逃出了斯洛伐克。至于对卡斯特纳没有警告其他匈牙利犹太人的指责，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之后很可能无法再与艾希曼进行任何谈判，而且正如一位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顶尖学者所说，卡斯特纳“没有立场警告任何人”。但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纳绝非完人，他傲慢无礼的性格在法庭辩护中对他毫无帮助，而他在汉莤· 布兰德的丈夫出国期间与她私通一事显然也没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他成了一部分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者仇恨的对象。1957年，就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将推翻原诽谤控诉中对他的大部分有罪裁定前夕，他被人暗杀。

1944年6月30日，满载着难民的列车终于驶离布达佩斯。在此之前，大量的钱财和其他贵重物品被装进行李箱中交给了党卫队，而贝歇尔、克拉格斯和艾希曼全都参与了这次敲诈行动。当然，即便如此，1684名乘客仍不能确定火车会不会沿着那条已经严重磨损的铁轨开往奥斯维辛。“我们总是处在担惊受怕中，”埃娃·斯佩特说，“在火车上当然也很害怕。我们从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不过你本来也无法预知未来，不知道五分钟后会不会有地震发生。这很好。”列车向西而不是向北开去，穿越边境进入奥地利，最终到达林茨（Linz）。列车停了下来，纳粹说匈牙利犹太人可以在这里体检和“消毒”，这个消息让火车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怀疑这是纳粹在耍诡计，担心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我记得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医生面前，”埃娃·斯佩特说，“但我看起来仍然非常自豪。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想让他看看一个临死之前仍充满自豪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她走进淋浴室，却发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舒适的热水”。“我们本来都准备好死在里面了，那一刻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卡斯特纳安排的列车并没有开往灭绝营，但它也没有像纳粹承诺的那样离开帝国，而是朝德国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驶去。盟军于1945年4月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其幸存者令人震惊的样貌被拍成照片在全世界流传，贝尔根-贝尔森也因此臭名远扬。然而，匈牙利犹太人到达时的贝尔根-贝尔森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营地于1943年4月投入使用时有一个特殊的用途，那就是关押一些纳粹可能想在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帝国的犯人。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好几个子营地，并且各个子营地的条件相差很多，这让这个集中营的情况更加复杂。在所谓的“囚犯营”，500名曾参与建造营地的“普通”犯人被关在这里，这个子营地的条件非常艰苦，而在关押用来交换的犹太人（Austauschjuden）的“星星营”，生活虽然也很困乏，但条件相对要好一些。这里的犯人可以与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还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什穆埃尔·胡珀特与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时还是个小男孩，他们都属于Austauschjuden，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持有巴勒斯坦颁发的入境准许证的犹太人，纳粹认为可以用他们来交换人质。“从某种程度来说，生活还算过得去，”什穆埃尔说，“过得去的意思是，我们有三条毛毯，不至于冻着，有一些吃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够我们活下来。我们不用工作。我在贝尔根-贝尔森学会了下棋，到今天我还爱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待在一起，我从没有与我的母亲分开过。”

乍看起来，纳粹释放犹太人、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的做法与灭绝政策完全格格不入，但我们不该忘记，在纳粹制定出“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处理所谓的“犹太问题”时更愿意采用的方式，就是对犹太人洗劫一番后将他们驱逐。1938年德奥合并以来，阿道夫·艾希曼一直积极地执行这一政策，它实际上与希特勒“摆脱”犹太人、勒索富人以获得外币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此前从没有过“100万犹太人换1万辆卡车”这种规模的交易，但早在1942年12月，希特勒就在原则上批准希姆莱可以为获得钱财将个别犹太人驱逐出帝国。

1944年7月，卡斯特纳列车上的1684名匈牙利犹太人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没有他们一开始担心的那么可怕。埃娃·斯佩特记得集中营甚至能提供某些“文化生活”，因为犯人有时会组织一些讲座和演奏会。不过，对纳粹不能遵守承诺的担忧一直困扰着这些匈牙利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贝尔根-贝尔森的条件越来越糟，这种恐惧也变得更加强烈。好在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被释放了，他们能获得自由，要感谢贝歇尔等人与瑞士犹太人代表继续进行的谈判。1944年12月，埃娃·斯佩特和她的家人从贝尔根-贝尔森登上列车，这次火车终于把他们带出了纳粹的控制区。“当我知道我们到达瑞士的那一刻，我必须说，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瑞士人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土耳其毛巾、热水和香皂。简直到了天堂。”

6月30日离开布达佩斯的那辆列车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卡斯特纳和汉莤· 布兰德无法预料，他们也不会料到一系列戏剧性转变会在几天的时间里，导致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彻底终止。就在列车发车前一周，盟军收到了关于奥斯维辛恐怖暴行的确切而详细的描述。其实早在1941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在西方就不是什么秘密，并且被公开宣传。丘吉尔本人就曾公开谈到过纳粹的大屠杀政策，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在1941年5月也曾告知同盟国各国政府有个关押波兰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包括他们在那里进行的处决。1942年7月，伦敦出版的《波兰双周评论》列出了纳粹实施暴行的22个营地，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向议会宣读了一份声明，谴责纳粹的暴行，包括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他的发言结束后，议员们起立默哀了一分钟。1943年3月，波兰反抗组织发出的一则消息也提到了几个犹太人被屠杀的地点，奥斯维辛名列其中；同年6月1日，伦敦《》发表了一篇描述在奥斯维辛“纳粹对犹太人有多么残忍”的文章。

1944年1月，伦敦方面收到一位代号为“万达”（Wanda）的波兰特工撰写的报告，这是让盟军对奥斯维辛有进一步认识的又一重要事件。这份报告写道：“妇女儿童被塞进小汽车和卡车里，然后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室。在那里，他们要度过极其痛苦的10到15分钟，最后窒息而死。”报告继续写道，“每天有1万人”在“三个巨大的焚尸场”被杀害，已有近65万犹太人死在这个集中营。由于与这个话题有关的许多文档仍属机密，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万达的报告为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奥斯维辛同时作为集中营和灭绝营有着多重功能，这种复杂性让它难以被解释清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从接下来围绕是否轰炸集中营进行的一场短暂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出，盟军认为对奥斯维辛的关注会分散精力，妨碍他们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击败德国。

人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由于四名犯人的行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两人于1944年4月逃出奥斯维辛，阿尔诺斯特·罗辛和切斯瓦夫·莫尔多维奇则是在5月成功越狱。他们逃到不远处的斯洛伐克，在那里讲述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成了著名的《奥斯维辛报告》（Auschwitz Protocols）。卡斯特纳于4月28日到达斯洛伐克，并拿到了基于前两位证人提供的证词所写就的初步报告，但他决定不发表报告的内容，大概是担心那会对他与艾希曼的谈判造成不利影响。直到6月，西方国家才读到《奥斯维辛报告》。6月18日，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新闻，20日，《》刊登了关于这个集中营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写到“臭名昭著的德国集中营，比克瑙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存在。

可以肯定，1944年6月到7月间公众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促成了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主要是轴心国方面。自从大批匈牙利犹太人遭到驱逐以来，很多人向匈牙利国家领导人阿德米拉尔·霍尔蒂（Admiral Horthy）提出抗议，就连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向霍尔蒂呼吁停止驱逐行动（他因没有在战争中公开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遭到广泛批评），因为5月份罗马教廷通过越狱者的报告了解到奥斯维辛内的恐怖情形。罗斯福总统和瑞典国王也接连对霍尔蒂进行游说。终于，到了6月26日，日内瓦犹太人事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理查德·利希特海姆向英国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包含与《奥斯维辛报告》有关的信息，并号召盟军追究部分匈牙利政府官员对这一罪行负有的责任。这封电报被匈牙利当局截获，并在7月初呈交给总理多姆·斯托尧伊（Dome Sztojay），随后霍尔蒂被告知了电报的内容。

对这位76岁的匈牙利领导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他无法接受的。1940年，他认为德国人会赢得战争，因此支持德国；1943年，他又觉得他们可能会输，因此尝试着逐渐向盟军靠拢；到了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他的国家后，他与希特勒合作，因而得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现在，面对即将对他个人展开的问责行动，这个人再次见风使舵。他通知德国人，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必须终止。在匈牙利军队的保护下，霍尔蒂于首都下达了指令，7月9日，官方的驱逐行动正式停止。

可以说霍尔蒂在德国人最脆弱的时候又给了他们沉重一击，因为1944年6月对纳粹德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月份。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到7月初，局势已经明朗，盟军不会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再退回到海上。而在这中间，苏联于6月22日发动了“巴格拉基昂行动”，重挫白俄罗斯的德国中央集团军。这个行动在西方不像诺曼底登陆那样为大众所熟知，但对于霍尔蒂来说，其统治国土位于欧洲中心，巴格拉基昂行动的意义重要得多。应对诺曼底登陆德国只派出30个师，而他们部署了165个师的重兵与红军交战，但仍被红军击退。用不了几个月，苏联人就将攻入布达佩斯。与之前丹麦的维尔纳·贝斯特一样，此时的霍尔蒂意识到，是时候编造理由为自己开脱了。

揭露奥斯维辛真实面目的详细信息传到西方，还产生另一个影响，那就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炸毁集中营的争论，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没有定论。1944年6月，位于华盛顿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接到一位名叫雅各布·罗森海姆的人发来的请求，他来自“以色列世界组织”（Agudas Israel World Organization），希望盟军炸毁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六天后，战时难民委员会的领导人约翰·佩勒向战争部助理秘书长约翰·麦克洛伊转达了这一请求，同时补充道，他对于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有“一些疑虑”。6月26日，麦克洛伊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会消耗本该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中的炸弹。

6月24日，华盛顿又收到另一封电报，这次是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通过瑞士的战时难民委员会发来的。这封电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是炸毁毒气室。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麦克洛伊也拒绝了这个提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麦克洛伊的下属格哈特上校在给麦克洛伊的办公室内部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对我说过，让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这至少意味着，炸毁毒气室的想法没有经过进一步考虑就被否决。

伦敦也收到了轰炸奥斯维辛的请求。7月7日，丘吉尔得知这一请求后，向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需我的支持请告知。”在空军部考量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以后，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于7月15日给出了一个大体上否定的答复。他向艾登指出，英国人擅长的是夜间轰炸，英国轰炸机指挥部无法安排轰炸机在一夜的时间内飞越如此远的距离。只有美军可以在白天轰炸，因此他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美国人来完成。他还提议道，美国人最好能在轰炸毒气室的同时空投一些武器，争取促成一次大规模越狱。不管怎样，从他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美国空军。美方将军斯帕茨不久之后访问了英国空军部，英国人就这个方案向他征求了意见，他提出接下来可以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这个提议被转达给外交部，但后来再没有被提及。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夏天。8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再次请求美国采取行动，但仍遭到美国战争部约翰·麦克洛伊的拒绝。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一封内部备忘录中写道，且不论现实上的困难，不进行轰炸还有“政治”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大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会在战后回到巴勒斯坦寻找他们的圣殿，而那片区域当时正由英国人统辖。

就这样，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国家都决定不轰炸奥斯维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考虑轰炸的可行性。没有人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没有人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人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过任何详细评估。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完全在别的地方（可能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的例外，但他在写下了“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之后，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4年7月有很多要考虑的事，其中，盟军在诺曼底的战役便牵扯了他们大量的精力。此外，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家乡军”（Home Army）也需要支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差点在他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被刺杀。对于盟军空中部队来说，显然有很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完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观点：摧毁奥斯维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视集中营，把全部精力放在尽快取得陆地战役胜利上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经认真考虑就做出的决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顾的口吻，这一切都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没人费心把轰炸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那些当即拒绝轰炸请求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多少学术讨论，一定会大吃一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一位学者在与犹太人展开讨论时发现，“不少人坚信，轰炸集中营可以让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许多人获救。”轰炸问题已远远超越了事实层面的辩论，成为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盟军本可以阻止犹太人被杀害，却选择不这样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认真而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以防止越来越多的人错误地认为，“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真的能够因轰炸而获救。

当然，在讨论盟军对奥斯维辛的轰炸时有个问题，那就是它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要分析的是一段与事实相悖的历史，因此谁也不知道另外一种结局究竟会是什么样。虽然专家们在轰炸通向集中营的铁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那样做于事无补，因为纳粹可以让列车改用其他轨道驶向奥斯维辛，并且可以迅速修好被炸毁的铁轨，但在轰炸毒气室问题上，学者们却没有取得类似共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详细描述着空袭可能会遇到的大量困难，无论实施轰炸的是美军的B17或B24轰炸机，还是英国的轻型蚊式战斗轰炸机；而另一些文章则激烈地质疑所谓的技术困难，指出轰炸完全可以摧毁焚尸场。与很多历史假设一样，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

幸运的是，至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解开谜团，那就是盟军收到那些迫切而执著的轰炸请求的时间点。考虑到《奥斯维辛报告》送到盟军手上的时间，以及霍尔蒂决定停止向奥斯维辛遣送匈牙利犹太人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无论轰炸集中营还是轰炸铁轨都不可能阻止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因为盟军拿到集中营详细信息时已经太晚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于7月9日正式停止，而英国空军部长就推迟的轰炸行动向艾登提出拒绝的日期是15日）。

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也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一复杂问题，那就是轰炸不会对集中营里的灭绝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奥斯维辛报告》里详细描述了四个主要焚尸场的位置，但即便轰炸机在白天经过精确瞄准向这些焚尸场投放炸弹，即便它们被彻底摧毁，纳粹仍可以在奥斯维辛其他地方使用毒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奥斯维辛报告》中并没有写明“小白房”和“小红房”的地点，而它们的屠杀能力已足够满足纳粹当时的需要。在匈牙利的驱逐行动停止后，奥斯维辛有大量屠杀设施闲置。高峰时期这里每天有一万人被杀死，此时屠杀人数下降到平均每天不到1500人，且这样的数字一直持续到11月焚尸场被关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算盟军响应1944年夏天的轰炸请求，对集中营发动空袭，他们也不能线万人”中的“许多人”，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一个也救不了。事实上，轰炸很可能会对一些离焚尸场仅数米远的营房造成连带性破坏，并夺去几百名犯人的性命，而这群人正是空袭本要拯救的对象。

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结论。鉴于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大量讨论都停留在感性层面，这个结论大概会令很多人感到不满，他们更愿意相信，盟军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阻止屠杀的发生。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例如，朝集中营空投或许能促成一场反抗运动。然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因极度饥饿而虚弱不堪的犯人即时策划出一场反抗行动的可能性极低，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瞭望塔里荷枪实弹、被四周电网保护起来的党卫队士兵。可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这又是站在现在对过去一件没有发生的事进行假设。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宽泛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够？举例来说，早在1943年初，英国政府就确切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化屠杀行动，甚至知道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的具体名字和每个灭绝营的死亡人数。尽管有埃莉诺·拉思伯恩等议员请求放宽移民限制，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大批犹太人获准转移到安全的国家，但英国政府一直对这个提议坚决予以否决。1943年2月，安东尼·艾登在回复一位名叫威廉·布朗的议员提出的类似请求时说：“要想终结犹太人的苦难，甚至我可以说要想终结欧洲其他受难之人所忍受的折磨，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盟军赢得胜利。”几周后，也就是1943年3月，艾登在华盛顿参与讨论时说到，重要的是，“在主动提出把所有犹太人运出国时要格外谨慎”，并补充道，“如果这样做，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希望我们在波兰和德国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面对这种要求希特勒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全世界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加起来都不够。”（可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他们却找到了足够的船只运送40多万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跨越大西洋。）1943年5月19日，埃莉诺·拉思伯恩在英国下议院进行演说，严厉谴责了盟军的不作为：“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不该丧命的人的血汇流成河，涌进白厅街，那么血河将把街边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全部淹没，那里就住着我们的统治者。”诚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盟军不畏威胁、取消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会发生什么，但拉思伯恩女士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认同，那就是盟军本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因此，如果现有的争论不再集中在轰炸奥斯维辛，而是转到盟军战时移民政策这个无疑更加复杂的问题上，那么辩论可能会更有成效。

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停止后，艾希曼在布达佩斯暴跳如雷，而另一端的奥斯维辛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毒气室空闲下来，纳粹决定将比克瑙一个子营地里的犯人全部处死，那就是吉卜赛营。1943年2月以来，比克瑙的这一特殊区域（最多时）拥有约2.3万名吉卜赛人。他们不必与家人分开，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也不用剃头发。但没过多久，吉卜赛营就成了奥斯维辛条件最恶劣的营地之一：人口过度密集，缺乏食物和水，这些又进一步导致疾病肆虐，特别是斑疹伤寒和一种名为走马疳的皮肤病，夺走了几千人的性命。在2.3万名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吉卜赛人当中，总共有2.1万人死在了那里，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饥饿，还有一些在吉卜赛营最后被清空时死在了毒气室。

在纳粹看来，吉卜赛人是危险的、“反社会的”种族，应该被清除。考虑到被迫害人数占种族总人口的比例，吉卜赛人是第三帝国内除犹太人之外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究竟多少吉卜赛人被纳粹杀害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据估计应有25万到50万。然而，纳粹在不同国家实行的反吉卜赛人政策并不一致：在苏联，吉卜赛人与犹太人一样，都死在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在罗马尼亚，吉卜赛人的人数虽多，但他们并没有集体成为屠杀的对象（但还是有几千人死于非人的对待）；在波兰，大部分吉卜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斯洛伐克，迫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尽相同；而在德国，许多吉卜赛人先是被送到了波兰的隔离区，比如有5000人被送到了罗兹，后来又成为1942年1月最早死在海乌姆诺毒气货车里的受害者。

在德国，纳粹认为吉卜赛人最“危险”之处，便是通过所谓的“混血”（Mischlinge）将吉卜赛种族特征转移到“雅利安”人身上。有一个例子可以鲜活地说明，纳粹在这方面的敏感到了多么夸张的地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埃尔泽·巴克的小女孩，1944年夏天，8岁的她突然被带到了比克瑙的吉卜赛人营地。就在年初，她还与自己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汉堡。虽然战争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但生在一个普通德国人家庭中的她仍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或者说她本以为如此。然而，1944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几个陌生人闯了进来，自称是盖世太保。他们声称要把埃尔泽带走，带到她“真正”的母亲身边。埃尔泽在父母绝望的注视下被拖走，离开了自己的家，被黑漆漆的夜色包围。她被带到港口旁的一个大仓库内，那里全是吉卜赛人，她记得很多人都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埃尔泽穿着母亲给她的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陷入震惊。直到后来她才发现，她“真正的”母亲有一半吉卜赛血统。一直被她当作亲生父母的人其实是她的养父母，她十个月大时被领养，并由他们抚育长大。

和其他吉卜赛人一起，埃尔泽被赶上一辆载货列车，送到了奥斯维辛。她记得自己被带进比克瑙的“桑拿室”，被要求脱光衣服洗澡。后来她试图从一堆衣服中找出自己的，但怎么也找不到。作为一个教养良好的小女孩，她不想拿走任何不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穿，而她身边其他的吉卜赛人纷纷挑拣最好的衣服给自己穿上。最后，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只剩下了五六件衣服，她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她说：“你随便抓一件穿吧。”结果，来时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有层层冬衣御寒的埃尔泽，此时却只穿上一条短内裤和一条薄薄的夏裙。

在阴暗拥挤的营房里，四周全是吉卜赛人家庭，这个8岁的小女孩由于惊恐而陷入了沉默。她不说话，也不哭，因为没人在意她的眼泪。她淹没在乱糟糟的人群中间，而在她看来，这些人全都“只顾自己死活”。后来一份从天而降的好运可说是救了她的命：一个名叫万达的卡波可怜她，让她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睡在旁边一张铺着毯子的桌子上。那个地方“比营房里要强一百倍”。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埃尔泽都在漫无目的地闲逛。每天她都会走到吉卜赛营的边缘，那里的铁丝网紧挨着铁轨，她就在那儿看新犯人到达。她看见“大部分穿得很好”的人排着队朝一个方向走去，后来她才知道，那通往焚尸场，而他们是被筛选出来毒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当然她那个时候并不了解这些。铁丝网外没有新犯人可看的时候，她就会“玩”她仅有的一个玩具——从一副眼镜上掉下来的一个镜片，这是她在地上捡到的，她会找些干草堆成一堆，然后用镜片聚焦太阳光，直到把干草点着。

几周后，万达对埃尔泽说：“你不能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她随即离去。“我特别惊慌，”埃尔泽说，“我又是一个人了。我沉浸在惊慌中，不明白周围发生着什么……我分不清白天黑夜，觉得一切都乱了套，你怎么形容都行。”埃尔泽记得她又被送回营地里一个比较大的分区，但这个分区没有以前那么拥挤，因为在这之前党卫队组织了一轮筛选，很多吉卜赛人被转移到集中营其他地方。随后，停水了，所有人被要求回到营房。那天晚上有“很大的声响，是很大声的尖叫，我以前从没听到过那种尖叫”。我们无从确定当时外面发生着什么样的暴行，可能是集中营里任何一次行动，可能是党卫队正在为接下来将要组织的吉卜赛营清空行动做准备。但有1400名吉卜赛人被挑选出来送往另一个集中营，从而逃过了最后的恐怖灭绝，埃尔泽便是其中之一。奥斯维辛的记录显示，编号为吉卜赛人10540号的埃尔泽于1944年8月1日离开。

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也编不出埃尔泽的亲身经历。想想看，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是德国人，却突然从深爱她的父母身边被夺走，被告知自己是领养的，而且还有吉卜赛血统，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陷入完全自生自灭的境地，直到被一个卡波照顾，后来再次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营房中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外面还发生着可怕的暴行，最终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难怪埃尔泽会觉得这段曲折的经历“让你下半生再也不会对什么事感到惊讶，我绝对有发言权，真的会这样”。

埃尔泽离开奥斯维辛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晚上，吉卜赛营被清空，许多人目睹了纳粹这一行动的恐怖场景，瓦迪斯瓦夫·斯米特是其中一个。他本是吉卜赛人，却被纳粹误当成波兰政治犯，关在比克瑙与吉卜赛营相邻的子营地，而他的许多亲人就在隔壁。8月2日晚，他看到纳粹抓起吉卜赛儿童朝卡车的一侧撞去，听见自动机关枪开火和手枪射击的声音。他看见吉卜赛人用他们找到的一切能当武器的东西奋力反击，比如勺子或小刀，但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我开始哭喊，”他说，“我知道他们要被送去杀死。一切都结束了。当时的我肯定是全天下最痛苦的人。”那天晚上，2897名吉卜赛人被赶进焚尸场毒死，其中很多人的尸体就在附近的露天大坑里火化。

与此同时，埃尔泽被带到位于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在那里捱过了几个星期，饥寒交迫，几近昏迷。1944年9月的一个早晨，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担任她分区卡波的波兰女犯点到她的名字。埃尔泽被送到行政区，突然被告知：“你马上就自由了。”随后被要求去冲澡，除了刚到奥斯维辛那天，这是她后来第一次洗澡。她赤裸着身体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是堆得高高的衣服。她站在那里，“非常害怕和惊慌，什么也不敢做，就光着身体，浑身湿漉漉的，四处张望着，大概是等着因为走进这里而遭到处罚，我曾经在什么错事都没做的情况下挨打”。由于她太久都没有从那个房间出来，一个女人不得不进来帮她穿衣服。接着，埃尔泽在行政区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待，直到她的养父被带进来。看见养父时，埃尔泽的感觉是“麻木”：“太麻木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如果他们那时对我说：‘全能的上帝来看你了’，我也不会有任何触动。”被释放之前，埃尔泽还要签一份文件，这是所有离开集中营的犯人都要做的，以表示他们同意不泄露自己所在的地点，也不透露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我不需要划十字，因为我会写字，”她说，“我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签名。”

随后，埃尔泽与她的养父一起登上列车回到了汉堡。他们所在的那节车厢里有位德国陆军军官，埃尔泽还记得，养父向这位军官讲述了自己的养女被捕并被囚禁的经历，而这一切只因为小女孩的外祖母是吉卜赛人：“他掀起我的裙子，露出我的腿，我的腿上都是溃烂的伤口。他说：‘这就是你们在前线为之奋斗的东西。’”她不记得那位军官如何回答，但她记得她一回到家，她的姐姐就用土豆泥给她做了一个蛋糕（当时糖是限量配给的），并煮了几根胡萝卜插在上面当蜡烛。离开学校6个月之后，埃尔泽又回到了课堂，重新假装自己是个普通的8岁德国小女孩。

没人知道埃尔泽究竟为什么获救，盖世太保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所有可能揭开谜底的资料。或许是因为她的养父提出抗议，指出她已经完全同化于德国社会，而这一抗议最后终于被当地的纳粹官员接受。那一年埃尔泽的养父甚至加入了纳粹党，以表明自己的忠心，很可能是这个举动扭转了局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6个月噩梦般的生活给一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埃尔泽·巴克说，“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它是个特别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我很抱歉要这样讲。”

突如其来的，专断霸道的行为，随心所欲的残忍，埃尔泽·巴克的个人遭遇揭示出奥斯维辛生活中最可怕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她的经历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犯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活下来，实际上也让这样的生活更值得继续。在埃尔泽的例子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万达的帮助，她如何能熬过奥斯维辛的这段日子。对于这一点，与埃尔泽同时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也有同感。之前，艾丽斯对姐姐埃迪特的爱已经让她在集中营一次次铤而走险，只为能与姐姐在一起。但那年夏天她们遇到一个问题：埃迪特染上了伤寒，被送去医护营房。对于埃迪特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光因为那里的医护条件不够好，还因为纳粹会对医护营房里的病人进行频繁的筛选，把选出来的人直接送进毒气室。然而，艾丽斯坚信埃迪特一定能活下来，并且经常去探望她。为了进入医院，她省下自己的面包拿去贿赂卡波，还答应帮她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犯人尸体搬出医院。“我只有15岁，”艾丽斯说，“之前从没见过死人。我想，这些人昨天还活着，能说话、能走路，可现在却被我扔在地上堆成一堆。这是件很恐怖的差事，但为了见到埃迪特我必须做这些，哪怕只能见她一分钟。”

作为医务室的访客，艾丽斯很受欢迎，因为所有病人都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每当探望姐姐的艾丽斯走在医护营房里，里面的犯人总会拉着她的衣服问：“外面有什么新鲜事？”置身于这个暗无天日、疾病肆虐的医院，闻着排泄物和腐烂物质的味道，耳边是垂死之人的，艾丽斯总是努力给这里的犯人一些慰藉：“我学会编故事，比如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艾丽斯知道事实，她亲眼目睹人们从医务室“消失”的速度有多快，一些人死在他们的床铺上，另一些被挑出来送进了毒气室。因此，尽管埃迪特病得很重，艾丽斯还是决定把她带出医院。她对埃迪特说：“如果你能忍受得了，你就装死，我把你运出去，然后咱们回自己的营房。”第二天，埃迪特装成死人，艾丽斯把她和其他那些在前一晚过世的人一起运出了医院。她们一到医院外，艾丽斯就搀扶着姐姐蹒跚地穿过比克瑙，回到自己原来的营房。

然而，在医护室外面那个全是“健康”女性的环境中，保护生病的姐姐更是难上加难。“每天都有筛选，”艾丽斯说，“（他们）特别严厉，特别可怕。”女人们常常要站在衣冠楚楚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面前等待。“那个时候我们身上都长满虱子，那种感觉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没有什么比你觉得你浑身长满虱子更屈辱。你的脑袋、衣服，你身体的任何地方，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见有东西在爬。而且你没法洗，没有水。”

一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被选中，不过她们只是被调到比克瑙的另一个营房。就在那里，艾丽斯有了一次不可思议的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是1944年10月，天气已经越来越冷，分区的卡波让所有青少年出列，说他们可以额外领到一些衣服。艾丽斯决定加入到这支“孩子”的队伍，去领一些暖和的衣服给埃迪特穿，好让她熬过波兰即将到来的寒冬。“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来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楼房的窗台上还摆着鲜花。我们走了进去，党卫队女兵说：‘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鞋子放整齐，把衣服脱了放在地板上。’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大家都光着身子。”艾丽斯和其他人坐在房间里等待着，以为自己在领到说好的新衣服前要先洗个澡。“那个房间很大，墙壁是灰色的。光线很暗，等他们关上门以后，里面几乎全黑了。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冻得直打颤。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党卫队女兵大叫着：“赶快离开这儿！赶紧出去！”并把这些大孩子的衣服扔还给他们。“快走！”她叫着，“跑得越快越好！”艾丽斯找不到自己原来的衣服，只好随便穿上一件，回到了营房。回去以后她向其他人抱怨：“他们跟我们说会领到暖和的衣服，结果我自己的衣服都丢了！”其他犯人对她说：“傻孩子！你不知道你刚才在什么地方吗？”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刚才等待的地方，是五号焚尸场的毒气室。

艾丽斯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即便已经在比克瑙住了好几个月，她仍没有意识到她被送到何处。她当然听说过毒气室，任何一个在比克瑙待过几天的人都知道毒气室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集中营里的艰难生活，艾丽斯屏蔽掉了这类信息，她肯定不清楚屠杀的具体机制。“我的注意力全在埃迪特身上，”艾丽斯说，“我把所用精力都用来让埃迪特活下来，因此我并没有想过那些恐怖的事。或许也因为那一切都太可怕了，已经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一个在正常环境下长大的15岁女孩，怎么能理解自己会被他们送进毒气室？毕竟已经是20世纪了呀！我会去看电影，我的父亲在布达佩斯有办公室，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你绝对不能说一个脏字。你怎么可能想象如此龌龊的事情？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杀人？我们还一直被教育说德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连那些生活在焚尸场烟囱旁边的人，都能把这些地方的存在从自己的思想中抹除。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屠杀工厂的实际功用太过恐怖，让人难以想象，还因为他们在集中营的每一天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他们穿着爬满虱子的衣服，抢着用厕所，努力寻找糊口的食物，身边的一切都肮脏污秽，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只关注眼下如何生存，而抛弃了其他所有念头。但艾丽斯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所置身房间的实际用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0年过去，她依然清楚地记得走近焚尸场时看到了红色的花，可能是天竺葵，它们种在盒子里，摆在窗台上。在奥斯维辛艾丽斯从未见过鲜花，对她来说，那些花让她想起过去安稳的生活：“我看见窗边的花，它们让你想起了家，让你想起德国人攻进匈牙利时，母亲出门去了，她没有害怕、没有哭喊，也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到市场上买了紫罗兰回来。那让我感到非常平静。如果母亲还去买花，就说明情况不至于太糟。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正是这些小小的设计——比如焚尸场窗台上的花——让纳粹的屠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暴行，直到今天，这里头所蕴含的深刻嘲讽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无出其右。

那天艾丽斯之所以能够活命，完全得益于一份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坐在毒气室里的日期是10月7日，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特殊的一天，因为这天发生了特遣队起义。早在6月，一些特遣队成员就在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协助下筹划着反抗守卫的起义，该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雅各布·卡明斯基的犯人。然而，这个计划后来败露。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很难进行秘密的反抗运动，一方面因为集中营里严密的卡波网络时刻监管着他们，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集中营里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卡明斯基遭到告发，但团队中其他核心成员活了下来，继续努力“顺手牵羊 ”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比如小刀、十字镐等等，并透过铁丝网与比克瑙的其他犯人进行交涉，以便获得更多武器。

特遣队员们觉得，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10月7日采取行动。因为就在几天前，党卫队宣布招募“志愿者”为奥托·莫尔工作，这个党卫队军官是所有焚尸场监工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最近他被派往格利维采（Gliwice）子营地担任指挥官。犯人们都知道这是个骗局，因为上一批被“选派去”马伊达内克营地的特遣队成员，实际上都被党卫队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当夜在2号焚尸场被火化。第二天早上，留下来的特遣队成员认出了同伴烧了一半的尸体。他们曾对纳粹为自己安排的最终结局抱有幻想，现在，连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此外，特遣队成员很清楚，自己对纳粹的利用价值已经大打折扣。8月和9月，罗兹隔离区被清空，6.5万名犯人到达奥斯维辛。正因为如此，纳粹才没有更早就开始削减奥斯维辛特遣队的人数。此时，由于没人“自愿”站出来申请“调到”格利维采，他们听说4号和5号焚尸场的卡波已接到命令，要选出300个特遣队成员“派往橡胶厂”。与纳粹承诺特遣队成员的所有目的地一样，这些工厂当然也是子虚乌有。

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10月7日那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半，4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发起了反抗。他们用十字镐和大石块当武器，等守卫靠近时对他们进行攻击，随后在焚尸场放了一把火。在与党卫队看守肉搏数分钟后，一些特遣队成员成功逃到附近的树丛里，跑到拉伊斯科（Rajsko）这个小村庄以外的地。